“数”说非常时期广东金融抗疫-世界十大神秘组织

“数”说非常时期广东金融抗疫 时间:2020年05月25日 06:32:59

“数”说非常时期广东金融抗疫

“数”说非常时期广东金融抗疫

本报记者 张沛“截至4月末,广东省本外币贷款余额18.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3万亿元,同比多增4654亿元。1至4月份,广东省民营企业贷款同比多增2408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多增552亿元。4月份,广东省辖内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55%,同比下降0.76个百分点。”谈及广东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现状,全国人大代表、人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白鹤祥向《金融时报》记者列出了这组数据。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行广州分行如何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白鹤祥表示,人行广州分行认真贯彻人民银行总行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作用,全面落实“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为地区疫情防控和实体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白鹤祥结合相关数据,具体介绍了人行广州分行已实施的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快速响应,满足疫情防控金融服务需求。支持开通银行汇划各类资金“绿色通道”,保障各类抗疫资金高效运转,广东支付清算系统办理疫情相关支付业务超80万笔,金额近100亿元。引导企业居民线上办理金融服务,疫情期间已累计办理征信查询服务超57万次,支持云闪付、支付宝、微信先后上线国库资金经收支付服务。二是精准滴灌,高效推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落地见效。截至5月20日,9家全国性银行和3家地方法人银行运用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资金,向广东省614家疫情防控重点名单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21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2.32%,财政贴息后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16%,低于国务院关于利率不高于1.6%的要求。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运用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57亿元。其中,发放涉农贷款40亿元,优惠利率为4.37%;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270亿元,优惠利率为4.39%;发放票据贴现47亿元,优惠利率为2.85%。三是多措并举,全力支持广东省稳外贸、稳外资。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贸易便利化试点范围由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简化小微跨境电商企业货物贸易收支手续。推动投融资便利化改革,积极争取并获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符合条件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5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争取并获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开展外债登记管理改革、境内信贷资产对外转让、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等8项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改革措施,便利企业资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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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研究“深蹲助跑” 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基础研究历来是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数”说非常时期广东金融抗疫今年也不例外。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科技创新前所未有被寄予厚望,而基础研究则是创新之源、重中之重。“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在两会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一言以蔽之。正因此,在今年高度凝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基础研究再被着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2019年是中国基础研究有标志意义的一年”“近几年,我国基础研究在稳步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主任、中科院院士杨卫委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有赖于一代一代的传承,想要一下子实现突破也不太可能,“你想追上别人不太容易,但一旦追上了也能至少保持几十年的领先”。杨卫分析,2019年是中国基础研究有标志意义的一年,以前总说中国论文数量多,但实际上按照通用数据库Web of Science或ESI统计的话,中国学术产出去年才超过美国。另外一个数字是,中国的高影响学术成果,即被引用量排名前1%的论文与美国等量齐观了。杨卫举例说,近年来我国重大传染病基础研究的进展呈现了最直观的变化。“2003年非典时,最早的病毒基因测序、病毒解析,都不是我们做的。后来在抗击禽流感、埃博拉中,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迅速跟进,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研究中,从测序到冠状病毒结构解析,我们做了大量及时的工作,不仅为疫情防控提供依据,也为世界同行贡献了宝贵数据。”杨卫说。这也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解决急迫、重大需求的例证。“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有望成为颠覆性技术的摇篮。”杨卫认为。当前,中国基础研究正在迈向高新技术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新台阶。到了颠覆式创新阶段,基础研究产生新思想、贡献新知识,进而带动新技术产生、开辟新市场、集成规模效益。应用基础研究是企业创新发展原动力“国家经济发展对颠覆性技术的巨大需求,使基础研究正从发挥‘重要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迈进。”杨卫称。对此,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代表感同身受。“要突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技术环节的制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任在肩。”他说,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战略意义凸显。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认为,基础研究解决“为什么”或“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主要由大学开展。而应用基础研究既要解答“为什么”问题,又要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可分为国家战略导向型和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前者主要由科研机构开展,后者则由企业开展。“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好比科技创新的‘深蹲助跑’,蹲得深爆发力才强,助跑快才能跳得更远。”眭纪刚说,随着更多的企业进入“无人区”,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搭便车来获取知识,更不能通过模仿跟踪参与国际竞争,很多先进技术背后的基础性原理,都需要中国企业自主探索。在彭寿看来,应用基础研究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虽然投入大、见效周期长,存在一定风险,可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给企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在中国建材集团的战略引领下,我们通过加大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功量产了世界最薄0.12毫米柔性触控玻璃,并实现了自主生产高世代浮法液晶玻璃基板零的突破。”彭寿告诉记者,由此带动下游行业制造成本下降60%,彻底打破国外垄断。硬核“神助攻”还需哪些外力加持如何进一步让基础研究实现“深蹲助跑”功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王志刚坦言,原始创新方面相对薄弱,这确实是中国科技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我们在国家规划、政策制定、资源安排方面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过去一年我们在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这个投入相对于其他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等方面来讲增长更快,达到了10%以上的增长。”王志刚透露。尽管基础研究经费增幅不小,杨卫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同时,现在对基础研究资助力度最大的是中央民口的财政经费。“我们呼吁,要撬动地方、企业和国防投入的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初,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5月,科技部官网公布《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其中提到,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加强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应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部署;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政策红利接踵而至,接下来,如何引导激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眭纪刚给出相应建议,比如,针对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项目,企业可提出需求并招标,高校和科研单位通过竞标与企业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国家视项目重要性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政策支持。“政府可通过力度更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刺激和引导企业加大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投入。”眭纪刚说,对于一些社会效益大、行业应用范围较广的基础研究,政府应给予财政补贴,降低企业投资风险。(科技日报北京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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